現在的香港，叫魂的社會

著作等身的不一定是大師，大師也不一定要著作等身，哈佛大學的漢學家孔復禮，便是這樣的一位大師。他寫的《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一書，總能讓人在思考一些社會現象的時候，想起它來。

不患寡而患不均。乾隆盛世，創造了富裕社會與璀璨文明，同樣存在的是因人口過度成長及資源分配不均而感到恐懼不安的社會心理。當時的人們，對生活面臨的困境無能為力，又無法仰賴當時已腐敗的司法制度；指控他人為"叫魂犯"成了訴諸正義的可行方式。

說淺白一點，我受了冤屈，無法指望司法為我伸張正義，但我知道"叫魂"是官方不得不處理的大件事，因此我指控那個我想報復的人是"叫魂犯"，這樣地方官便不得不處理我的訴求。這有點像是在韓國告發某人為北韓匪諜一樣，當你對某人束手無策的時候，便找機會栽贓他有串共的嫌疑，警方便不得不處理。以前我們在首爾的木洞居住時，隔壁開酒吧的阿珠媽常常半夜醉醺醺的開重低音喇叭放音樂，無綸鄰居怎麼到他家敲門、叫守衛、甚至叫警察來叫他開門，她都可以完全不理；當時有朋友建議說，如果你能跟警方說你貌似察覺他有在看北韓的讀物、有串共之嫌，警方便可名正言順的破門而入。

所謂的外來者，和尚、乞丐、流浪漢之類的，他們不受社會制約，對初來乍到之地也並無責任感，加上村民對外來者的排外情緒，成為了被指控為叫魂犯的最佳人選。栽贓，本是為了自保的不得已的罪惡，成了氣候以後，整個社會就被扭曲了，捕風捉影、公報私仇、屈打成招，本來可憐的人，一旦濫用栽贓，成了可惡的人，而最重要的是，問題它並不會因此解決。

2007年的銅鑼灣已被陸客擠到水洩不通，
在路邊等好久方有立足之地拍照。
SOGO店內更是前胸貼後背。

我所認識的香港，從來沒有這麼不快樂過。

不管七一的遊行人再怎麼多，大家白天從維園走到中環中區政府合署，傍晚還是樂此不疲的到維港看回歸煙火。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媒體樂觀的報導"認同自己也是中國人的香港人比例升高"，到了現在，"中國人"與"香港人"這兩種身分已勢如水火，加強民族認同的國民教育搞得人心惶惶、看到遊客聚集地帶出現簡體字，便害怕被"大陸化"、D&G不讓照像升高成歧視港人、自由行熱點加租逼迫老店歇業淨成珠寶大街、雙非孕婦讓港人沒床位生孩子、水貨客搞到港嬰沒奶粉喝、雙非跨境孩搞得港孩沒學校讀，至於隨地大小便地鐵上吃喝那些淺顯易見的老問題更不用說了。

沒有國族主義的地方，人們一般不會熱愛國家，例如新加坡。香港卻很特別，香港人熱愛家園，卻不是因為國族主義的認同。香港人常用"市民"來代替 citizen一詞，而不是帶著國家帽子的"國民"；維繫香港社會的力量，是基於一種社區共識(community)。現在香港人感到不安，是因為自己的community被那外來人破壞了。


作為一個熱愛香港、曾在香港居住過、20年來在香港大街小巷留下足跡的人，我可以想像港人的痛楚與恐懼。香港人所面臨的問題的本質，和孔復禮筆下的"叫魂"的中國社會所遭遇到的問題的本質，並沒有太大不同；在看香港的社會問題時，也很容易掉入一個認知的陷阱 - 每個港人的困擾，都和中國人有關，因此，把問題歸結到"中國人"身上，便成了一勞永逸的做法。

不可避免的，這個認知陷阱，會無限輪迴、甚至無限上綱的被有心人利用。

大家都要餬口飯吃，包括有心人，他們就是靠這些吃飯的。但我們要隨時警覺，這些人，這些言論，對我們的生活，沒有益處，對香港，也沒有益處。

香港社會的不安，確與外來者有關。在北京的作為政權的那個外來者(中共)、以及因為自由行而來到香港的外來者(遊客)、因人口遷徙而來到香港的外來者(移民)，他們雖有一樣的共通點 - 中國人 - 但他們的成因、所帶來的影響、以及未來解決的方法，都不相同。如果混為一談，我們就永遠無法清楚的處理這些問題。


很多年前，我跳上了一班叮叮車，讓它帶著我到最後一站，北角街市。下車以後，我走進一家茶餐廳，我知道套餐比較便宜，但我不吃出前一丁、腸子、或餐肉，就單點了奶茶，老闆說是10元。這是一個很平凡的場景，卻一點都不理所當然。我已經去過幾次香港，但那個時候我不太會說廣東話，一切是又熟悉又陌生；這種又熟悉陌生的感覺，正是我認知中的香港。2010年到香港，住在北角華都行，卻已尋覓不到過去那種感覺；北角的路上，擁擠得摩肩擦踵，耳邊聽到的不再總是又熟悉又陌生的廣東話，更多的是帶著南方腔調的不標準的普通話。

香港，變了很多。

2007年，社會還有為大陸孕婦，即現在的所謂"單非家庭"出聲的活動。
現在看來，已變得政治不正確，不知是否還能見到?